观察与思考

杜光:耄耋老人的赤子情怀

                                      

                 ——记人民日报前总编辑胡老一席谈
                           
    4月20日上午，我应约前往金台西路《人民日报》社宿舍，拜望胡老。
    胡老是我素所敬仰的老同志。我第一次见识他的思想观点是在1980年，当时我在右派问题改正后调回中央党校不久。有一天，在一个堆放教材的仓库里，见到一个大箩筐，里面放着一堆材料。我随手拿起一本来看，原来是他1979年9月在中央党校所作的三次报告记录，题目是《谈谈革命的报风》。满满一箩筐都是这个报告，少说也有一千多份。我问旁边的一个同志，为什么把这么多的报告堆在这里，没有发给大家？他说，本来是要发给学员每人一份的，印出来后突然通知不许发了，听说是胡乔木有意见。我心里有些诧异，便拿走一份回办公室看了起来。报告的精彩内容使我刚读了几页就放不下了，读了整整一下午才勉强读完。报告的第一部分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分析和对假马克思主义假社会主义的批判，鞭辟入里，使我大受教益。第二部分介绍粉碎四人帮后的胡赵新政时期，胡老主持《人民日报》工作时，如何与阻挠思想解放、拨乱反正的保守势力进行斗争的情况，一次又一次的对峙和冲突，惊心动魄。胡老以他的亲身经历描绘出那个特定时期的特殊斗争的性质和外观。更具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是第三部分关于党性和人民性的论述。他明确地指出，党性和人民性是统一的，但他当时还没有明确提出“人民性高于党性”的主张。他一再说明：“没有人民性就没有党性”，“党报如果不千方百计地办成人民的报纸，就没有人民性，也就没有党性。”他强调党报要充分体现人民性，反映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意见，办成充满群众呼声、集中群众智慧、体现群众监督的报纸。这些振聋发聩的金玉良言，洋溢着对党、对人民、对党报的热爱和关切，使我看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强烈责任感，不由得产生了深深的敬意。本世纪初，我有机会阅读胡老关于新闻工作的大量文稿（约八十余万字），进一步了解到他的刚毅坚忍的风骨和明智深刻的见解，对他更是敬仰。
在4月20日的会见中，胡老主要是抒发他近期的政治见解。在将近两个小时的谈话中，我深深地感受到了这位已届耄耋之年的老共产党员的赤子情怀。
    我们的谈话是从民主革命开始的。胡老说，民主革命是一个不可超越的历史阶段，它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中国。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在延安时就说得很清楚，但他进城后却背离了自己的思想，要搞社会主义革命，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结果把整个国家推到崩溃的边缘。“文革”以后，胡耀邦、赵紫阳推行新政，奋力恢复和大大发展了民主革命时期的优良传统，进行了新的民主改革，取得巨大成效，给国家带来了勃勃生机。但邓小平仍然继承毛泽东的“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四个坚持”，连胡和赵这两位总书记都不断受到很大的限制和打击，都没有行使总书记权力的自由，最后都被邓大人通过军事独裁的手段赶下台来。
    胡老对十几年来党政军机关滥用特权，表现了极大的愤慨。他说，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开始出现了新的剥削阶级，就是权贵资产阶级。一些党政军领导干部，包括一些身居显要的大人物，或者是利用特权，掠夺财富，或者是官商勾结，坐地分赃；一些国有企业的领导人员以改革为名，化公为私，把国家资产转化为自己的私有产业；一些党政军机关大办企业，形成庞大的垄断资本主义集团。不管属于哪种情况，都是政治权力不受制约、不受监督的结果，归根到底是以党代政、一党专政的产物。权贵资产阶级不断吞食经济发展的成果， 造成巨大的社会危机。只有实现政治民主化，建立分权制衡的监督制度，才能扭转这个局面。
    谈到依法治国时，胡老说，宪法是保护公民各项自由权利的根本大法，不落实宪法规定的公民自由权利，特别是新闻出版和集会结社的自由权利，就谈不上依法治国、依法行政。李锐同志说，我国是一个有宪法而无宪政的国家，可以说是一语点中要害。宪政就是依宪行政，有宪法而没有宪政，宪法就成了形式主义的虚文。一个真正法治的国家，法律是用来限制政府权力，以保护公民权利的。但在我们的国家，许多法规却都用来限制公民权利，保障政府特权。如关于报刊管理、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法规，指导思想应该是如何保障公民行使这些自由权利。现行的《出版管理条例》、《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集会游行示威法》，却都以限制公民的自由权利为目的。所以，依法治国、依法行政，还有一个依什么法的问题：依照保障公民权利、限制政府权力、能够体现宪法精神的法来治国行政，还是依照限制公民权利、扩大政府权力，不能体现宪法精神的法来治国行政。前面提到的这几个法规，都属于后一种情况。胡老还说，对法律的不同指导思想体现了民主制度和专制制度的根本差异，我们只有摆脱专制主义的指导思想，使宪法成为名副其实的规范社会生活的根本大法，并且从保障公民权利的角度来制定法律法规，才能真正做到依法治国、依法行政。
    胡老还进一步指出：目前我国的政治生活中不仅存在着专制主义，而且还有黑社会化的危险。有些专政机构无法无天，令人发指。特别是对持有不同意见的公民，搞窃听、监视、跟踪、盯梢、软禁，完全是克格勃那一套。这种秘密警察体制如果不取消，人民还有什么民主自由权利可言？
    胡老说，十六大后，他对新的领导班子抱有很大希望，对他们当时发表的一些言论和采取的一些措施，还给以很高的评价。去年新年时，他还专门写了一篇《对时局的浅见》，称赞“胡温新政”，但四中全会后他却大失所望。他不无幽默得说：“看来我那篇《浅见》确实太‘浅’了。特别是听到传达对中.宣.部那个高压文件的批示，公然要中.宣.部在控制意识形态方面学习‘朝鲜和古巴’，我的心一下子就冷了。”
    胡老接着说，他今年元旦还写了一首诗，诗中有这样的句子：“僵土难消逢冬暖，挑花不笑倒春寒；鬼符三道天下骂，鸩酒两杯瞎宣传。”他解释道：“这四句话写了某人的不得不下和后继者的倒行逆施；三道鬼符指‘*个代.表’，两杯鸩酒指的是‘学习朝鲜和古巴’。”胡老感叹地说，他九十岁了，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后起之秀和广大人民群众，所以他那首诗的最后两句是：“乐看前驱后涌浪，群群安泰托新天。”
    胡老语重心长地说，他对当局虽然大为失望，但还没有绝望。新核心说的好话不少，但大多是空话、套话、大话。老百姓认为：“一件好事，胜过一百句好话。”“我只希望当局做一些真正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好事，一件一件地做，扎扎实实地做；不要再做那种倒行逆施的蠢事，比如对赵前总书记丧事的处理，就太不近人情了。这件坏事，就冲走了十件百件好事，冲走了十句百句好话。”
    胡老最后还说：“我现在已经不再做那种寄希望于少数领袖人物的美梦。我不认为当局敢于像蒋经国那样解除党禁报禁，也不期待他们像胡、赵那样平反冤假错案、开展真理标准讨论、推进城乡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大改革。我只是希望他们能够做一些实实在在的好事，哪怕只是一点一滴；千万不要再做出像封杀赵前总书记丧事那样的蠢事丑事了。
    说到这里，胡老拿出他新近写下来的两张纸的意见，提出了他认为应该解决的几个具体问题：（一）在赵的家属安葬赵的骨灰时，允许他的亲友和敬仰他的群众自由参加，警方不要禁止。（二）“六.四”前后，允许“天.安.门.母亲”在室内举行一次哀思会，警方不要禁止，不要驱散。（三）在近期由中央纪委、人大常委和政协常委联合组成“六.四事件调查组”，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后，至迟在明春召开党中央全会和人大、政协的全体会议时，做出调查报告，经三会讨论后，向全国人民公布一个合情合理、合法合宪的新决议。（四）允许学术界在9月胡耀邦90诞辰时，举行一次小型的胡耀邦思想研讨会，同时，不要阻止《胡耀邦传》在香港出版发行。（五）允许流亡海外的专家学者一个一个地陆续回国，同时，继续释放近期被拘捕的因言获罪的人士。（六）人大常委会在年内批准联合国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并考虑大赦政治犯。（七）修改《出版管理条例》、《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集会游行示威法》，放宽对网络的检查。（八）年内允许香港的图书报刊进入大陆市场。（九）春节期间，中共中央应当联合各民主党派中央，共同举办一次联欢会，以体现党中央平等对待和尊重各民主党派自主权的政策。胡老说，人民群众是实事求是的。他们的信条是：说一百句好话，不如做一件好事。这些具体建议，如果党中央能够采纳几条，就会受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热烈欢迎，提高党中央在海内外的政治威信。胡老说，他的逻辑是螺丝钉不能越拧越紧，只能先稍微松动一下，然后再慢慢拧开。
    面对胡老的诚挚态度和严肃表情，我心头涌起了难以名状的冲动。这位精神矍铄、思想开阔的老同志是多么可敬的共.产.党员啊。他如此地关切党.中.央的威信，关切共.产.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怀着纯正的忠诚和天真的痴情，怀着一个耄耋老人的赤子之心，表达了他对民主和进步的期待，对党.中.央的期盼。可是，多年来备受排斥、横遭歧视的经历，却展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他连向党中央提出这样的建议都没有适当的机会和渠道，怎么能够奢望党.中.央会采纳他的意见呢？然而，他还是郑重其事地向我缕述他的建议。我多么希望老人的建言能够被党.中.央采纳啊！
    我是怀着天真的期盼与胡老告别的。
                                          2005年5月25日

【作者: yqdht】【访问统计:】【2005年07月7日 星期四 16:35】【注册】【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