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了一本纪实作品《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又当着了官司。我想，当年我写作时，全在县委的支持下完成的，我带着中国作家协会的介绍信到这个县，受到热情接待，解决食宿自不必说，办公室和宣传部提供了一切写作需用的文件材料，宣传部还有专人跟我去采访，写出初稿便由县委办公室和宣传部给一次次地录入打印，我深受感动，在我的书的后记里记下了这段感念之情；在书出版前，出版社要我到县委开个信，写出对此书出版的意见，我便再次去了这个县。而此时，我所写的主人公不再担任这个县的书记。他给县委办公室主任去了电话，说明了我此次的去的要求；我也直接给主任打电话，说出版社要县委对此书稿提出意见，我是不是要带书稿给您。他说不用，我们这里有你的书稿的打印本。他看过后对我说，因这是一部作家的作品，不是一个新闻报导，县委不好写意见。我同意他的看法，也便不强求，为了怕县委为此担责任，便特别在书的后记里加以说明，文责自负，如书中有错，与县委无关。
一当着官司，怪事发生。法官居然亲自到了这个地区进行调查，不是调查我所写的是不是真实，因为我所根据的全是县委县政府市委市政府及省委的调查报告。法院调查的竟是我所使用的文件是谁提供给我的。我曾写过一个说明，说我使用的材料名称，请县委办公室盖章。办公室主任立即给盖了章。没想到原告跑来找事，折腾得办公室没办法，加上支持原告的人又亲自给办公室来电话，办公室便无奈给原告写了情况说明， 说明了这些文件都是他们存档的。 说我当初让他们盖章时不知是为打官司用，故发生一切后果，办公室慨不负责。法庭去调查，办公室副主任回答是那些材料不知是谁给作家的；正主任也回答说不知道。我听了觉得好笑。一是调查这些材料来源与我写的事实有什么关系呢？不可解。没有人提供给我，难道是我从办公室盗窃而来的吗？而那说不知道的，我却知道不少材料就是他主动给我找的，因为当时他是我写的书记的秘书。后来，我想到此书出版前曾请办公室主任看过此书稿，应请他说明一下情况吧，只要他如实说就可以。我见到这位主任，提及此事，他竟说，我记不得你说过让我看书稿的事，我也没有看你的书稿，还是在原告到这儿来，知道你这部书打了官司，我才看了一下有关章节。我向他具体提示当时的情景，以帮助他回忆，他只说我不记得了不记得了。
我便笑了。其实在这之前，原来这个县的书记便提醒我，不要去难为他们，他们能到这一步都不容易，那告状的人是有名的人物，谁都不想沾上她。所以谁也不敢给你写证明的。果然是书记了解当官人的心态。我只是想做个测试而已。
为什么当官的都这么健忘呢？因为他胆小怕沾上自己，因不小心便影响自己的官帽，他们的患的健忘症其实是少钙的软骨症。一位朋友说，治这种病只有一个好办法，就是谁为了保官不敢说真话，便立即免职。不然这些官失信于民，还能为民办事吗？另一位朋友笑道，你这办法不灵。你让谁执行这种办法？上头便是不敢说真话不敢实事求是的，如实行此法，怕共产党的干部今天就没有多少了。那些大官不也是如此健忘吗？我为此感到难过，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传统还有恢复的可能吗？说假话成了官员的习惯，说真话的成为反常，这种腐败比贪污盗窃更可怕，这才是致命的癌症，亡党的大敌。
我理解了这些不敢向法院说真话的同志的苦衷了。
这是一个充满谎言说假话的年月。你敢说真话就要准备受罪吃苦头，有了这种精神准备，官司输赢都无所谓了。
于是，我不想让任何官员给我写证明了，何必让人家为难呢？
2005年10月手记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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