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与思考

公有制能防止两极分化吗？/崔文华

                                      

——兼论垄断的公有制与马克思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区别

邓小平在1985年曾说：“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个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还说：“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但邓小平很有信心的说：“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38、139、149页）邓小平的话应该说是正确的，但又如何解释和解决已经存在并且在不断扩大的两极分化呢？探讨这个问题，对于我们认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和实现科学发展观，完成“十一五”规划的目标，建设一个共同富裕的和谐的社会主义小康社会意义重大。

从理论上讲，马克思主义的劳动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公有制即社会所有制是完全能够避免两极分化的；因为这种公有制是消灭了雇佣劳动私有制的，是能够从生产资料所有权上防止任何个人占有别人劳动的剩余价值和侵吞全民财富的。大家都靠劳动和过去自己积累起来的劳动致富，差距是正当的可以接受的，对社会发展是有益的。然而，现在的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却令大多数群众不能接受。“中国生产力协会副秘书长刘作舟表示，中国的基尼系数2000年为0.458，2004年接近0.5，已超过国际公认的.4的警戒线，并以每年0.1的百分点的速度在提升，中国贫富差距在未来十年还将继续扩大。”（《重庆时报》2005年11月19日）这说明，这迅猛的、抑制不住的两极差距是有深厚根基的。

中国大多数民众不能接受这种过大的差距，是因为在先富起来的人群中的一部分人不是靠劳动、知识和过去积累起来的劳动致富的，他们是靠权力侵吞集体和全民财产而迅速致富的。如在农村，有些官员以掌管集体所有土地为资本，以倒卖土地为手段来致富。今年6月22日燕南学术网有一篇“疯狂的权贵资本主义”的报道：四川省自贡市委、市政府以“高新技术开发”为名，倒卖土地为实，非法占地1、5万苗，谋取私利50亿元，造成3万农民失地、失房，失去生活保障。农民为生存保卫土地被权势集团先后用警察抓80余人。伤40余人，拘留4人，死4人。这在农村决不是个例，由于农村土地名义上的集体所有而实际上是基层官员所有的暗箱操作，使得农民损失20万亿元。（人民网11月7日《中国人为何勤劳不富有》）。

在城市的一些少数国有企业的领导以“公有制”企业管理者的身份肆意侵吞国有资产。2004年1月31日《环球杂志》刊登了桑百川等人《谨防“国资流失”说事》的文章，此文说，国资流失严重，甚至有人对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的前景产生怀疑。还说，现在严重的两极分化与国有资产流失不无关系。有的国企领导很明显的把国有转为私有。如云南红塔集团的楮时建、深圳市能源集团的劳德容等。有的国企领导利用MBO（管理者收购）的形式，以低于正常的价格买下国有资产；有的利用对国企的实际控制权，大捞个人好处，把买高档车、购高级住宅、吃喝玩乐的费用计入企业成本，造成企业亏损；有的从关联企业吃回扣的办法吞噬和分流国有资产；有的国企领导搞假股份制，以从银行贷款的办法持大股，并肆意拉大领导与一般职工的收入差距，如有的国企一般职工月收入千元之多，而某懂事长的月收入却高达2万元之多。有人说，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正异化成权力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应以按劳分配为主，但现在在中国出现了过分按职务分配的现象。

有事实说，两极差距这么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工农大众创造的财富被公有制的管理者们挥霍、浪费和贪污掉了。人民网今年11月7日有一篇邓聿文的“中国人为何勤而不富有”的文章。文章说，中国在金融、股市、国企改革、投资损失、公款吃喝以及公车上的无效损耗的确是一个天文数字：近十年，在国企股份公司、股改上7000万股民损失超1、5万亿元，“七五”到“十五”投资浪费在4000亿—5000亿元，公款吃掉2000亿元，公车支出3000亿元；大头还是对银行的无效投入和巨额的贪污，据统计，从1998年至今，为保持金融稳定大体投入了3、24万亿元的成本。请注意，2004年中国的财政收入仅为2、63万亿元。邓文说，中国天文数字的无效支出是更多的腐败造成的，以四大国有银行为例，其高达上万亿元的呆坏胀，很大程度上是由银行的“高管”的腐败导致。近年来，银行要发大案要案每次损失往往超过上亿元。政府这么大的无效支出，哪有更多的财力用于改善人民福利的公共项目呢？“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政府就不得不采用那些为政府着想的主流的自由经济学家的建议：让教育产业化、医疗市场化。这样，低收入群体的民众看不起病、上不起的学事情的发生不奇怪了。

中国政府的天文数字的无效支出及国有全民财产的巨额被盗和挥霍，很大一部分是由腐败造成的。那么导致腐败的原因是什么呢？让我们由表及里由现象到本质进行分析。我们发现国有全民财产的巨额损失在“公”字上：公款吃喝玩、公车支出、国企公有制财产流进个人腰包、投入国有公有制四大银行的上万亿元的无效成本及“高管”腐败的巨大损失，这就不难发现有一些人在挥霍和盗窃全国人民的财产。那他们有什么权力敢于这样作呢？就是因为他们是国家公有制企业的管理者和掌权人。他们是“名正言顺”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不能分割的，更不能私有化，只能由他们全权代表掌权管理（工人太落后了，他们参与管理决策太慢，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否则就会丧失党和人民的生命线。这就是苏联模式的高度集权的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给这些腐败分子造成的可乘之机。这种由管理者垄断的高度集权的公有制给腐败分子带来了巨大的好处，当然也给小部分腐败分子带来风险。有的腐败分子不小心进了监狱说：“有人提醒我就好了。”话又说回来了，高度集权的公有制，掌握部下升迁大权的领导，谁敢提醒。（我还要大声疾呼，赶快改革苏联模式的高度集权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救救我们的干部啊!）

从以上事实证明，苏联模式的高度集权的公有制不但没有防止两极分化，而且产下了腐败和两极分化的“双胞胎”。那么这种公有制是邓小平所说的能够防止两极分化的那种公有制吗？我认为不是，根据是邓小平在1980年在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就批判了以这种公有制为根基的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他说：“滥用权力，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成规，机构臃肿，……不负责任，不守信用，……以至官气十足，动则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的官僚主义腐败“同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的关系。”（《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27—333页）他还说，权力过分集中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必然要犯各种错误；犯错误的个人当然有责任，但“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 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他说毛泽东虽然认识到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高度集权的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它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他指出，我们不仅在中央和地方实行分权，最重要的是党同政府、经济组织、群众团体等等之间如何划分职权范围的问题。他多次提出，改革就是把过分集中的权力下放给企业、社会单位和劳动者。作到政企分开，让劳动者自己按民主集中制进行管理。他的这些讲话就是要求我们改革高度集权的公有制经济体制，实行分权制衡，防止官僚主义腐败。然而，这些年我们却反其道而行之，党政、党代、政企结合的更紧了，实际上的任命制和权力集中在个人手里的体制仍在坚持（多年了，县委书记的卖官案不断发生）。现在有一种既得利益的谬论，什么高度集权的公有制是党和人民的生命线。我们要问，坚持高度集权的公有制使得腐败这么严重，两极差距这么大，难道高度集权的公有制还是党和人民的生命线吗？与这种谬论恰恰相反，伟大的邓小平却告戒我们：坚持高度集权的经济政治体制会改变党和国家的颜色。

邓小平的伟大之处还在于，他实际上指出了社会主义公有制是要在生产资料所有权上兼顾国家、企业（集体）、个人三者利益，他多次提出提出把生产经营自主权下放给企业和劳动者。这就更加接近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即社会所有制理论。马克思的社会所有制理论是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的，如他在《资本论》中说，社会主义所有制“是在资本主义时代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紧接着马克思把这种所有制称为“社会所有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版第二卷第269页）这种所有制实际上是国家、集体和个人所有制的复合体，核心是劳动者个人所有制，集体和国家的所有制是这个核心所有制的两个保障层次。社会所有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要表现形式是劳动者股份合作制。（发现社会所有制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的重大贡献，新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把旧版的“社会所有制”误译为“公有制”的地方改了过来）。

这种劳动者个人所有制联合体的社会所有制能够根治腐败和防止两极分化吗？完全能够。让事实来证明：例证之一是深圳万丰村的股份合作制。万丰村十几年前，全村的资产不超过万元，人均年收入300元；可到了1992年，仅有1800人的村，固定资产达4万元，流动资产1亿元，年产值5亿元，人均年收入8000元，确实实现了共同富裕。万丰村所以发生这样大的变化，根本原因是实行了马克思的社会所有制（万丰村称它为共有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要形式——劳动者股份合作制。实行股份合作制的第一年，集体拿出400万元贷给没有资金入股的困难户，做到了人人有股。到了1984年，社员个人股1500万元，加上集体股4000万元，个人股占37、5%。（材料来源：人民大学复印资料《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1994年第7期第14—16页）。农村这样的例子还有大连湾里乡的股份合作制。湾里乡的党委书记孔兆恩说，改革开放前的集体所有制的财产实际上是少数人占有、支配、挥霍；现在是身揣股权证的劳动者有权选举、监督和罢免股份合作制的领导。万丰村根治腐败和共同富裕成了事实。

工业上的例子，如山东省诸城市开元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由原来的国有企业转变成277名职工持股的股份合作制企业。他们的做法是，由职工买断生产经营性净资产，并承担原企业的全部债权、债务，企业用地采取由企业向政府租赁和交纳土地使用税的办法。改制后的企业按现代企业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运行机制进行操作，政府不再有企业人事任免权。这样改制后企业效益大增。改制前，承包上交年仅11、9万元，改制后为100—200万元，1993年至1996年就上交680万元，这就是国家得到了好处；职工个人从1993年至1996年工资增长20%，股本分红每年超过30%，这就是劳动者个人得到了好处；改制前，企业负债率70%以上，现仅16%，生产率增长了4倍，这就是集体也得到了好处。（《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1998年第1期第46—47页）这种坚持社会主义所有制即社会所有制的“一石三鸟”的好事，努力建设和谐社会的党和政府何乐而不为呢？这样的例子还有“四川省食品有限公司”、“沈阳热力供暖公司”等等。

从以上的事实中证明了，实行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即社会所有制就能根治腐败和避免两极分化。“往事不可谏，来者犹可追”，现在开始以这种科学的社会所有制为主导，我们就一定能够建设一个共同富裕的和谐的社会主义小康社会。

笔者还对银行的改革提点建议，银行吸收外资股是可以的，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毛主席说，要促进事物的健康发展，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这些年似乎有一个不那么正确的倾向，太过份依靠外资和出口（重庆拟成立的一家民营银行，没有得到银监会批准的理由是没有外资参股）。外国很重视争夺我们的人才、劳动力资源和大市场，可我们有些人却不那么善于利用。要解决银行这头大隐忧，非解决银行自身的体制问题不可。为什么不能依靠银行的广大职工呢？按邓小平说的把过份集中的权力下放给广大职工，让他们按民主集中制进行管理；他们的职代会有权监督和有权向上级建议罢免不合格的领导。工人阶级政党的基本职责首先是支持和保障工人阶级当家作主，工人阶级不可丢啊！

还有，要搞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使中国走上科学发展的轨道，就必须打破国家（任何阶级社会的国家）对银行的垄断，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银行领域，今年国务院的“36条“是非常正确的。这是两个伟大的德国人告诉我们的，一个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的马克思，请看他在《资本论》关于金融资本的论述；一个是比马克思小40多岁的也是德国人的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马克斯•韦伯，请看他写的《文明历史的脚步》。

总结全文的结论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垄断的高度集权的公有制不是社会主义的防止两极分化的公有制，而是官员腐败和两极分化的祸根；而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所有制即社会所有制才能根治官员腐败和防止两极分化。历史已经证明，苏联模式的垄断的高度集权的所谓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是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和体制障碍，是必须解决的长期积累的突出矛盾”，改革这种垄断的高度集权的公有制为能够在生产资料所有权上兼顾国家、集体和劳动者个人三者利益的社会所有制，就一定能够“开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新局面，为后十年顺利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2005年11月25日
                                        2005.年11月26日修改
                                       作者：崔文华

【作者: yqdht】【访问统计:】【2005年11月30日 星期三 05:51】【 加入博采】【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