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与思考

“郎旋风”引起的思考- -

                                      

      ——甲申年的回顾与思考之二
    甲申年有两股强劲的大风。一股是由李金华的审计工作报告带来的"审计风暴"，一股是由郎咸平引起的关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大讨论，被有些人称为"郎旋风"。这两股分别来自官方和民间的大风，掀开了一些深层次的问题，给社会增添了新的活力，促进了社会的健康发展。考察这两股风的全过程，从中可以得到很多启发。这里只谈"郎旋风"。
    2004年8月9日，香港中文大学长江商学院教授郎咸平，在上海复旦大学发表了题为《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的演讲。在这次讲演和随后的文章、答问中，他打出"国有资产不容流失"的旗帜，对被称为"国退民进"的国企产权改革，特别是MBO（管理者收购国企），提出强烈的批评。他的批评吸引了企业界和理论界的广泛关注，在经济学界展开了大规模的讨论。在8月28日召开的"资产流失与国有经济发展研讨会"上，与会学者多数支持郎咸平的观点。有的认为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都是贪官污吏瓜分人民财产"（左大培引一位老战友的说法）；有的认为很多国有企业"实际上是改制给整死的"（韩德强）；有的批评"一小部分知名经济学家""一方面反对政府垄断，一方面又在制造私人垄断"（杨帆）。9月16日，《北京晨报》发表了左大培等10位学者的《关于郎咸平教授质疑流行产权理论和侵吞国有资产问题的学术声明》，对郎咸平表示支持。郎咸平本人在9月17日的《国际先驱导报》上明确提出三个必须：必须暂停产权交易；必须禁止MBO；必须建立一套激励机制与信托责任并重的职业经理人制度。
    站在郎咸平对面的经济学家则坚决表示，"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不能停止"（张文魁）；有的指出"国有资产流失在个案上成立，在总量上不成立"（赵晓）；有的强调"产权改革只能进，不能退"，并且质问"郎咸平要把人们带到何处？"（袁卫东）；有的指斥郎咸平以"骂政府骂富人"为能事，批评他"以保护国有资产名义妖魔化中国企业家群体"（张维迎）；有的针对郎咸平断言海尔、TCL实行职工持股就是"集体侵吞国有资产"、"国有资产被稀释和转移"，进行了分析和批驳（周其仁）。
    对于这场针锋相对的大讨论，我认为至少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讨论凸显了公共知识分子的作用。参与讨论的，主要是体制内外的公共知识分子，不论他们所持的观点如何对立，都表现了对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中所出现的问题、特别是国有资产流失的高度关切，并提出自认为是最有效最切实的对策。这充分表明他们都在履行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由于讨论的主题是国企改革中的实际问题，所以讨论不但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对政府的政策取向也产生了积极影响。9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国务院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研究室撰写的文章《坚持国企改革方向，规范推进国企改制》，承认目前尚不具备实行MBO的相应条件和环境。10月中旬，国资委、财政部、监察部和国家工商总局组成国企产权转让联合调查组，到江苏、浙江等地，对一些大型国有企业的国有股权转让问题，进行联合调查。12月15日，国资委党委书记李毅中再次明确表态："大型国有企业不能搞管理层收购，一些中小企业可以探索。"同时为中小企业MBO设立了五条禁令。最近媒体报道，国务院有关部门正在起草中小企业实行MBO的条规，可能在春节前后公布。这些政策动态虽然不能完全归因于这次大讨论，但它对国家政策取向的明朗化制度化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是毫无疑问的。公共知识分子的意义，又一次得到了证实。
    第二，讨论触及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改革应该由政府主导还是由市场主导。近几年来，理论界强烈呼吁政府转换职能，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过渡。政府的责任是为改革制定法规条例，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条件，按照市场运行的规律来指导改革。但是，二十多年来，国有企业的改革基本上都是由政府操纵的，改革过程往往不遵循市场规律，而以官僚自身的利益为取向。这是国企改革不能健康进行的重要原因。国有资产的流失，产权改革过程中的种种腐败现象，几乎都同政企不分、政府主导有关。据新华社去年12月20日报道，"来自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最新调查显示，2003年至今年8月，全国检察机关共查办国有企业人员贪污贿赂犯罪25322人，国企改制过程中的职务犯罪造成了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在高检院近期查办的贪污贿赂案件中，国有企业人员的职务犯罪占查办贪污贿赂案件总数的41.5%，其中相当数量都与国有企业改制有关。"这还仅仅是检察机关查办的数字，就已经够惊人的了；没有纳入检察机关视线的还有多少？那就天晓得了。新华社的报道还说："企业改制大都经过有关部门的审批，其隐含的不法手段也极易‘合法'化。"从中我们不难省悟到"有关部门"的利益和猫腻之所在。在不法手段"合法"化的过程中，包含着多少腐败行为啊。把国企改革由政府主导转变为市场主导，制定符合于市场规律的规章制度，至少可以切断权力部门和企业的利益关联，减少当事者的腐败和国有资产流失的机会。
    第三，这次讨论多数只是就事论事，对于双方都承认的国有资产流失和产权改革中出现的其他问题，很少有人探根究源。但也有一些文章触及到了问题的本质。如孙立平就指出，国企改革中的国有资产流失，"是权力与市场结合在一起造成的"。《中国改革》去年第10期发表评论员文章也指出，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中出现的暗箱操作、权钱交易、资产流失等事实，"真正的原因依然是对权力没有形成有效的制约"，要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形成现代社会的制约机制。"袁卫东认为："这场关于中国走向的持续的深刻的交锋，核心是，20年的市场化之后，国家权力及其哲学依旧试图继续掌控秩序设计与走向自由企业社会趋势的冲突。"把问题深入到权力的层面是必要的，但这已经是公开发表的文章、讲话、报道的底线了。突破这个底线，就接触到政治体制这个要害问题了。追究"权力和市场结合在一起"和"对权力没有形成有效的制约"的根源，就在于政治体制中缺乏民主机制。健全的市场经济要求与之相适应的民主的政治体制，实现民主监督，权力制约，而现行的政治体制却法满足市场经济的这一要求。因为在现行的政治体制下形成的特权阶层，就是在权力不受制约基础上产生的。一旦实行民主监督、权力制约，就会损害甚至剥夺他们凭借特权所能获得的特殊利益。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可以从这里找到答案。杨继绳在《邓小平时代》一书里曾说："国有企业进入困境，其原因不在经济方面，而在政治方面。"可谓一语中的。
    第四，大讨论反映了一个严重的理论偏向，就是双方似乎都陷入了斯大林主义而不可自拔，特别是左派。郎咸平说："社会主义革命之后，生产资料属于国家，属于全体老百姓。""国有资产是谁的？你的，我的，我们大家的。"韩德强也认为，国企改革过程，就是"国有企业从全国老百姓的手里，转到极少数人的手里的过程"。这完全是斯大林主义的论调。认为国有企业是全民所有制企业，是全国老百姓的，这是斯大林的发明。几十年来国人一直承袭这种滥调而不自知。改革开放以来，它一直是左派反对改革的主要理论依据。遗憾的是我们那些改革派的经济学家们对此却束手无策，毫无反应，最多只能像周其仁那样，指出国有企业的"主人是抽象的全民，而不是任何一个活生生的自然人"。因为他们也没有摆脱斯大林主义的束缚，所以无法反驳所谓"全民所有"的论调。这次讨论暴露出主流经济学界的软弱，他们既不甘于斯大林主义的困扰，又不愿意回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之下，最后只能求教于自由主义。结果就出现了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斯大林主义和有着斯大林主义烙印的自由主义。孙立平把这次讨论说成是"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对立"，不是没有道理的。
    第五，这次讨论再次说明了明确国有企业改革方向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在经济学界，不论是自由主义者还是新左派，都把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看做是私有化、资本主义化。差别只在于，自由主义者承认私有化和资本主义，却不敢提出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新左派则是打着捍卫社会主义的大旗，理直气壮地指责私有化和资本主义。他们的共同错误是根据斯大林主义来理解社会主义，把国有经济看做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他们不理解，发展资本主义和以社会主义为发展方向，是并行不悖、因果相连的历史进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表明，社会生产力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充分发展，必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产生许多新的因素，这些新因素的本质特征就是它的社会主义性。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的改革要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不但要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来进行改革，而且也要承认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性和进步性。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理解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呢？按照马克思的见解，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一是"在资本创造的物质基础上"，实现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结合；二是在协作和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三是劳动者对已经成为自由集体劳动工具的生产资料，享有个人所有权。可见，马克思关于社会所有制或公有制的要求，（1）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2）在共同占有的生产资料中劳动者享有属于他个人的所有权；（3）劳动方式是联合的集体的自由劳动。国有企业基本上不符合这三个条件。除第二条完全不具备外，第一三两条也是形似而实非：占有方式是国家占有，官僚占有，而不是劳动者共同占有；劳动方式则仍然是雇佣劳动，而不是自由劳动。因此，国有企业绝对不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公有制企业。要坚持国有企业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就应当把实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所有权相结合作为基本目标。例如，将部分国有资产（如25%至40%）划拨给职工，委托职工持股会或基金会代管；又如，实行管理者与职工共同收购，但要规定管理者股权的最高限额（如不超过职工股权平均数的10倍）。在这次讨论中，郎咸平对海尔和TCL的指责，实际上是从斯大林主义出发来指责马克思主义。因为海尔和TCL的股权变革过程，基本上是符合于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也符合于马克思主义关于公有制的论述，而不像郎咸平说的那样，是国有资产流失。这些以职工持股为基本特征的企业，比国有企业更接近于公有制。他们的改革过程，是公有化的过程，而不是私有化的过程。在这一点上，自由主义者和新左派都没有看对。这个事实说明，我们的经济学界离马克思主义多么遥远。
    "郎旋风"已经刮过去了，但它所带来的影响和引起的思考却没有平息。我认为，这次讨论具有重要的意义，它甚至可以同西汉的盐铁专卖大辩论相媲美。如果出版界有人把有关的论文讲话收集在一起，出版一本专集，也许将会同《盐铁论》一样，带有传世的价值。          2005年1月25日

- 作者： yqdht 访问统计：　2005年02月25日, 星期五 09:16 加入博采